2020年8月24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刊登我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王海锋教授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贡献》一文。该文系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18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全文如下：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晚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缅怀恩格斯的这一历史性贡献，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和原理化

　　如何使马克思哲学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学养”和“教养”，继而为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首要的问题在于将隐匿在其哲学著作中的观点、分散在论辩中的思想等加以逻辑地整合，以体系化和原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概括起来，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了探索。一是在内容上将隐匿在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的思想加以逻辑地整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体性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适合在民众中宣传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的理论体系。二是在形式上将马克思的一些论著中存在的“不必要的外来语”进行“口头的阐释”，将体现在马克思的“纯学术性的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加以概括和凝练并转化为适合“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思想理论。例如，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使民众更为直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这奠定了其哲学大众化根基。三是在理论来源上系统剖析了马克思哲学诞生的时代境遇和思想根源，尤其是梳理马克思（主要是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思想关系，以便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真实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诞生的历史处境和思想来源，在比较分析中理解和掌握其思想的精髓和特质。例如，恩格斯再次确认唯物史观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所拥有的巨大的历史感，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

　　显而易见的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体系化和原理化工作，使得散落在不同著作中、以论辩形式出现的思想观点以及相对抽象的哲学术语、理论命题以体系和原理的形式呈现出来，为其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做了前提性的准备，也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探索提供了思想武器。

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重在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转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思想武器，但事实情况是，作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及其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打压和误读，在其逝世后这一状况变得更为糟糕。因此，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恩格斯晚年所要做的就是，直面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恶毒攻击和混淆视听的误读，坚决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两个方面捍卫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一是积极应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和抹黑，强调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例如，当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并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时候，恩格斯作出坚决回击，对“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从而深刻阐释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又如，当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其信徒妄图指责“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叫嚣着“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了马克思的秘密源泉”时，恩格斯明确指出，直到1859年前后，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并由此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实则是从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当然，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二是补充和完善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作为其核心要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其更具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此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实质性推进。例如，恩格斯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体现为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时，恩格斯晚年也对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如“动机与结果的关系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伟大人物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历史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合力”等问题，这些不仅使“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陷入破产的境地，更使唯物史观经得起历史考验，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方法论原则深入人心。

　　事实证明，恩格斯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的情况下，恩格斯扭转了时局并使得共产主义世界观“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即在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按照恩格斯晚年的理解，马克思是“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事实上，让广大民众彻底认清自身的处境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构成了恩格斯晚年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积极推进其哲学大众化的又一任务和使命。

　　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具有现实性的品质。这既体现在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家妄图认为“观念的改变就是现实的改变”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更体现在其对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追问和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显然，恩格斯晚年继承了这一品质并将之加以弘扬，其方式就是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秘密”告诉人民大众，让其在觉醒中反抗压迫，追求自身的解放。因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迟早会爆发，这构成“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而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显然取决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深入考察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和性质，让受压迫阶级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等等。上述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所推动的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根本目的在于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同时唤醒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重新点燃民众向往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热情。

　　人民性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又一重要品质。马克思哲学的永恒主题在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晚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以体系化和原理化形式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其实质在于在“化大众”中彰显理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品质，让马克思哲学成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改变世界、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例如，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个人沦为资本的奴隶，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问题构成恩格斯晚年关注的核心问题。当然，这一问题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又如，恩格斯总结指出，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概言之，在这些剖析背后，隐含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人民性本质的深刻洞察。恩格斯晚年意识到，要使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真实接受马克思哲学，最为关键的是，彰显这一哲学所蕴含的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追求，让其充分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人民的哲学。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毫无疑问，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即推动马克思哲学体系化和原理化、与当时各类社会思潮的斗争、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品质，等等，这些都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显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先验的结构”，将其重新拉回到思辨哲学的境地。这一学术体系构建的目标是服务于当代中国乃至人类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思想智慧。

　　二是在世界学术交流日益普遍化、各类社会学术思潮涌动的格局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同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因为任何退让和放弃都意味着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丧失。

　　三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学理化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更应重视大众化问题。哲学理应成为人民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武器，让哲学理论之光照亮现实之路，让哲学成为人民大众的学养。